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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

 

——南怀瑾先生演讲录(上)

 

作者:南怀瑾

由文汇报与上海人民出版社、上海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南怀瑾先生“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”演讲,于8月4日在上海美仑大酒店举行。听众200余人,多数为两岸出版界和传媒集团的老总及文化界资深人士。

南先生的讲座共四个小时,分为下午四点至六点、晚上八点至十点两场。本报现将这次演讲内容分为“上、下”两个部分,在今明两天的“文汇讲堂”刊出,以飨更多的读者。

缘起

诸位先生、诸位女士、诸位老前辈(我看在座的老前辈非常多),很抱歉啊,我到现在,对自己一生的结论、对自己的评价是八个字——一无长处、一无所是。

像讲课、演讲,我一生经过了很多,可是在上课、演讲的时候,每次有个感觉,好像一头牛被人拉到法场受宰割一样的,很紧张。问题是一次上课也好、一次演讲也好,不晓得给人家贡献些什么。

这一次演讲,是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张耀伟副社长聊天时引起的。张社长的叔叔张尚德教授,是我的老学生。我告诉耀伟,新闻出版是很难办的事,现在整个的新闻出版界走到了一个困境,最好赚钱的是搞电视,但是手机、网络一出来,电视也落伍了,时代已经到了量子力学、信息科技的阶段,传统的新闻出版业受到很大挑战。我以前也办过报纸、出版,他就再三要我来跟大家讲讲。


正名

出版社现在怎么办?现在整个的新闻界、出版界都是一片混乱,前途怎么走?这是个大时代趋势的问题。这个趋势的前提,就是历史的演变,我是亲自经历过的。

出版和新闻业现在有个名称,叫做“媒体”。我反对这个名字。以中国固有文化讲,新闻、出版不应称为“媒体”,这是外文乱翻译过来的随便称呼。做媒的,在中国文化像是令人看不起的,媒婆是两边骗的。

出版和新闻或电台、电视台,怎么能叫“媒体”呢?我说他们是文化教育事业的先驱,具有领导和中介的功能。我们最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非常有意思,多半跟着外国的文化乱跑,自己没有正名。


新闻出版与文化教育

新闻出版业和文化教育事业连在一起的,不要一提文化教育就是学校课本,那只是一点点,整个新闻出版都是文化教育的范围。

最近,我为了中国的文化教育问题,在写一篇文章。我的话好像有点岔开了,其实还在本题上。因为中国150年来一切问题的根源,是文化教育问题。尤其现在的教育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,每个小孩子很小就戴上近视眼镜了,而且给家长们逼得都快疯了。

中国3000年以来的教育有一个基本错误,错误是什么?就是“重男轻女,望子成龙”,几千年来都是这个思想,现在还是一样,“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”。

再譬如讲,中国宋代以后流行的观念“好铁不打钉,好男不当兵”,我们那个时候很普遍。像我们出来,刚刚长大成人就碰到第二次大战,跟日本人打起来,我们坚持要尽忠报国,坚持要出去当兵,就推翻了那些观念。

现在呢?我发现很多黄埔的同学,叫孩子们再也不要去做军人了,要做别的事。他们本身都是中将、上将、司令。我呢,把儿子送到美国西点军校学习去。我说这个世界再有几个一百年,也离不开“军事”。可是到今天,我们的教育还在这个观念的圈子里。

推翻满清以后到现在,只有95年。我是刚刚推翻满清以后出生的,可是我开始受的还是清朝末年的教育。你们可以从这95年中的教育演变,研究整个社会演变的因果。

有人碰到事就骂政府,我说你们不要骂政府,政府没有罪过。所谓“政府”,是文字上一个符号。政府机构是水泥木头建的一个房子,政府里头的内容是官员。

这些官员哪里来的?不是政府生的,是我们老百姓生的子女培养出来,送进去做官的。他们做得不好,政府做得不好,应该骂我们自己,是我们没有把子女教育好,政府没有罪过。这是文化教育问题。

我最近为了教育问题,忽然想到,中国三千年的政府、帝王政权,基本没有出过教育经费哦!回转来看欧洲史也是一样。中国的过去,读书人都是民间自学出身的。

所以中国的读书人最标榜的是“耕读传家”四个字,一边种田,一边读书。任何的家庭,孩子们自己读书出来,或者在私塾读出来,三年一考,县里头考取了以后,叫秀才。

譬如我小的时候,就是走这个路线。我们家里花钱请一位老师来教我读书。反正请了老师来家里教,就通知隔壁种田的邻居,孩子愿意读书就一起来吧,钱归我们出。

他们也就送孩子来读书,然后就告诉我们家里:哎呀,我们的孩子来陪你们家少爷读书。我父亲说,既然请了老师来,也希望你们孩子一块儿读书。他说,我们孩子读书干什么?只要学会记账就可以了。当年读书教育是这样。

我记得11岁时,我进了高等小学。这个高等小学,你们大概不清楚了,我告诉你们一个历史的经过。所谓高等小学等于现在的中学,里头已经有英文,还有教物理、化学的,而且住校。

我非常希望办一个小学、幼儿园,学生最好住校。学生住校是什么道理呢?这跟古代的教育思想有关系。古代的教育有个目标,出在《礼记》,中国几千年教育的思想,有四个字——敬业乐群。

这个“乐”字有几个读音,像广东话就叫“音乐”(音“音哦”),你说温州“乐清人”,发音是“哦清人”,这是唐代的国语,客家话、广东话是唐朝的国语。闽南话、福建话是宋代的国语。我们现在的国语是北方话,这是推翻满清以后,大概民国十三年时国会定的,也有一个经过的。

中国古代教育的目标,四个字——敬业乐群,“敬业”就是好好学习学问,好好学习作一个人,学习人文,养成人格,再学习谋生技术,对学习、对行为、对工作要有诚恳敬重之心,不可以马马虎虎混的,不像现在这样;“乐群”就是培养在社会共同生活中的道德、伦理、礼节、秩序、能力,礼节就有秩序的作用,维护社会秩序和人际环境的健康。

这是我讲当年进高等小学的事。因为我读私塾出身,国文很好,但英文、数学不懂,物理也不懂。因为家里的声望,我插班进去读,这个叫做读“新式的洋学堂”,洋化了。我只进去读了半年,就毕业了。毕业时第一名,背榜第一名,最后一名,呵呵。

哎,自己不在乎,因为讲起国文来啊,比人家都好,老师都赞叹;其它的课我只读了半年,是勉强跟上的。可是从城里回到家,哟,门口站了一大堆人,还有警察,在那里打锣啊,挂红布啊,“南某人秀才中了”,呵。当时人的观念,如果高中毕业,算是举人了;大学毕业算是考取了进士。

大家要研究,究竟“科举”的利弊在哪里?古代教育的经验在哪里?我简单提出来,给诸位介绍一下,怕大家不懂历史,希望回去多做研究。


观今宜鉴古,无古不成今

因为如果不懂历史,中国未来的前途根本就不知道方向。中国历史有一句话——观今宜鉴古,无古不成今。要观察现代,要观察未来的社会政治发展的前途,必须要懂历史。

我们现在的教育,对自己的历史差不多不清楚了。所以“观今宜鉴古”,“鉴”是像镜子一样看;“无古不成今”,没有前面,就不晓得后面。要研究前面的路是怎么走过的,乃至我们这一百年来是闹一些什么问题?今天的社会,发展到了一切向“钱”看,又是怎么来的?未来的一切是不是向“钱”看,还是一个问题。


何谓“事业”

所以我倒转来跟大家讲新闻出版的问题,扯开那么长,其实都是关联的。新闻出版不能局限在狭小的眼光里,是与整个文化教育事业连在一起的。“事业”也不是职业,《易经•系辞》中讲:“举而措之天下之民,是谓事业”,现在大家动不动称“事业”,其实都是职业。

“事业”是要对全社会真正有贡献的,不是口说为社会,实际作“饭碗”考虑的职业。新闻出版业,如果要作“事业”考虑,必须从整个社会大文化大教育着眼。否则,就等而下之,免谈了。


再谈教育

我们三千年来的这个教育,政府几乎没有出过钱啊。当年我们民间教育培养子弟读书,是自己读的。中国历史上这些名臣、大臣,可以说都不是国家培养的,是民间培养,自学成才的。

反过来一看,推翻满清到现在,学了近现代西洋教育的体制、文化,盖了那么多学校,感慨很大了……

一个农村的家庭,边区的家庭,辛辛苦苦赚一点钱,给一个孩子读了高中、大学以后,永远不会回去了,都向都市里挤,甚至挤得更好呢,出国去了。出国以后,尤其现在都送到美国什么的。我在美国住了好几年,很清楚看到他们每一年的教育经费省了多少。

美国人本身,一个高中毕业的人,自己拿着报纸看不懂,还问我们讲些什么。全世界尤其像中国、印度,最好的农村出来的优秀人才,考取留学,留学好的,人家给你吸收了,他用了全世界第一流的优秀人才,他自己的教育经费省了多少?!

我们回转来看,自己难过了……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,像我也是农村出来,17岁出来,几十年到现在,没有回过家,对家庭、对父母、对社会做了些什么贡献?目前也是这样,年轻人从农村出来,都变成这个情况了,所以说教育失败。当然不止如此。


鼓励

由教育失败又回转来讲,新闻出版事业是大问题,我办过报,也做过出版,这个出版和新闻的问题,必须要大家共同研究走一条什么路线。

我先告诉大家两个现代的例子,出版界的商务印书馆,当年曾经出过两位伟大的人物,大家应该知道,一位是陈云先生,共产党里经济学专家,也是开国的功臣;第二个,就是王云五,后来作国民党的行政院副院长。两个人都是商务印书馆作工人出来的,他们都是自己努力出身,自学成才。

讲这个现代的例子,是对新闻出版界年轻人,乃至全社会年轻人的一个鼓励。希望大家自立自强,在新闻出版事业、文化教育事业乃至其它事业上,不要交历史的白卷。

再说上海当年的历史。前些天,还有上海电视台的制片人找我谈。我说你要拍上海的历史,上海近代的社会发展史第一个人是谁呢?第一个是哈同,南京东路的繁荣跟他有很大关系。后来慢慢发展到,同新闻界有关的,是《申报》的社长史量才。

史量才开始也是送报出身,后来变成全国新闻界的第一人。结果呢,给蒋介石打死的。为什么?因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北伐,他反对。他说,“蒋介石有什么了不起啊,他有十万大军,我有十万读者。”两个人不合作,因此被行刺死的。


人贵自立

这些人他们怎么能够出来呢?四个字——人贵自立,他们不是国家培养,也不是社会培养,是自学成才的。

我现在经常听到新闻界有个术语,任何一件案子发生,就说是“社会问题”。我说我也是社会的分子之一,这个问题发生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不是社会问题,而是家庭教育问题,不要推给社会。社会是个群众的团体,各有各的范围。

谈起每一行,我好像都懂一点点。懂的原因,我只引用孔子一句话,“吾少也贱,多能鄙事”,人家问孔子“你怎么什么都懂?”,孔子说“你不知道,我因出身贫贱,很多下等职业也都做过,所以懂得很多事情”。我经常引用他这句话自勉。


家谱与地方政治

讲出版,我小时候看到修印家谱,我说中国有两大家的家谱是历史文化上特别的:一个是山东曲阜孔家的家谱,一个是江西张天师的家谱,这两家可以说中国三千年历史文化中特别的家庭,不过张天师的家谱不及孔家。

家谱、姓氏,是中国人宗法社会的观念,比如龚家有龚家的家谱,南家有南家的家谱。这个家谱的流行,唐宋就开始了,一代一代这样。那么我们家里请修家谱的师傅,是专门作记录的,譬如说我姓南,生下来叫什么名字,读书的时候叫什么名字,有小名、乳名(吃奶的时候的名字),有学名,像我,现在叫南怀瑾,一辈子三个字,行不更名,坐不改姓。

那个时代很多人名字都改了,为了闹革命啊,怕被抓了,另取个名字代号就出来。写文章的则有笔名。修家谱就不行了,把这个名字、别号什么都写上,生几个儿子、生几个女儿、嫁在什么地方,都有。

中国有几千年的家谱历史,家谱的作用非常大。这个家谱的宗族有祠堂,以祠堂为中心,管整个宗族,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公务人员来管。不过宋明以后,理学中禁锢人的部分,被政治用来大行其道,变成后来民间的反动,殃及了整个传统文化。

要讲政治管理,宗法社会的经验很值得研究。中国几千年的地方政治,大家也没有好好研究。

中国的宗法社会,以祠堂为中心,地方政治靠祠堂。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警察,我们小时候都看不到警察,也不知道什么叫警察。你说要警察来管,那是个笑话。

一个乡村里头,平安无事,白天门都是打开的,家里没有人都可以,有鸡、狗啊守门,没有警察,也没有什么“乡长”,像这些“长”的“短”的都没有,只有个“保正”,也叫做“里正”。

譬如说我们南家那个地方,里正就是南家年纪大的一位老头子,或者驼个背、弯个腰,啥事都没有,他来做保正了。如果地方上一个鸡给人家偷了,算大事了,等于美国那两幢高楼被人家炸了,全村人都出来了,那不得了,怎么有人偷鸡摸狗的?我们是那个社会情况中出生的,当年的社会是这样安定,上海的社会也是这样安定,后来变化到今天。


抗战救国

抗战期间,我还办过报纸。抗战起来那是1937年,我们参与抗战了。我当年出来是为了救国,就变成军人了,我的身分特殊、关系也特殊,在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西康四省的边缘,在大渡河边,那都是我的范围了。这个历史故事非常有趣,我现在只讲有关新闻出版的事。

我那时年轻,21岁就冒充四五十岁,留个胡子,学那个蒋老头子一样,一天到晚瞪起眼睛骂人。下面的土匪部队差不多近一万人。年轻人,带领这样的流亡之众,号召这些人怎么样来抗战,前方的兵源不够,我还要把这个部队送到前方去。

我做那个土匪部队的总司令,开始觉得很威武,二十几岁站在台上阅兵,一立正、一答礼的时候,自己觉得好伟大,已经高与天齐,好像孙悟空做齐天大圣一样。后来就觉得不好玩了,所以看这些大领袖们阅兵,我就笑。

我大概古书读多了,后来像《三国演义》一样,就想办法“挂印封金”,当时我是自称北汉王,自称总司令的,报纸上常常登我那些事情。我带一个参谋,一个侍卫长,写一封信摆在办公桌上,溜掉了,不做了。


衣冠文物

讲到抗战,岔过来四十年前的另一个故事。我的故事太多了,你们听得会乱,不过挺有趣的,你们就当听小说吧。

四十多年前,我到日本去了,干什么呢?参与代表台湾的文化访问团,有四十多个教授,我是顾问,团长是何应钦——日本是向何应钦代表投降的。

到了日本以后啊,只有我一个人穿长袍。我到外国有个习惯,到欧洲、美国、日本,都穿长袍,拿个手棍,朋友们笑我。我从二十几岁起,出来穿便衣就穿长袍,拿手棍,也因此占了很多便宜。

到美国时过海关,从旧金山过关,我穿个长袍、拿个手棍。我听说到美国,从旧金山入关是最麻烦的,尤其对中国人检查最严。海关一看我这个样子,“哟,这个老先生是个什么人啊?”那么,我随行带了十几个大皮箱子,两大箱都是中药,因为我出门喜欢带中药,跟着我的人,生病了也好吃药,在外国看病看不起。

我就穿个长袍,拿个手棍站在那边看着。我说你们去吧,行李通关完了我再过来。旧金山海关人员带一只小狗就出来,就向皮箱上爬,嗅来嗅去,一个黑人跟在后面,那个狗闻到中药味道了。

那个黑人看到小狗这样,就问这个行李是什么人的?我站在对面,对他点个头,他知道了。他看了半天,把这个小狗拼命拉回来,就问我旁边一个学生,“他是谁呀?”那个学生对他吹牛,“你不知道呀?他是我们中国当代孔子啊,是你们国务院请他来的,他本来还不肯来呢。”“噢,是这样的。”就把那个小狗抱走了。

他说,箱子里是什么?我说你告诉他,不是鸦片,是中药,如果有问题,两箱留在海关,等我走的时候,再回来带走。那个同学就把我的话翻译给他听。“不要看,不要看了,我知道了”。最后他就让我签字,12箱行李全都一起过关。原因是什么?穿长袍的力量,加上手棍,这条手棍跟我走遍全世界了。

一个国家一个民族,基本的东西,四个字——衣冠文物。我们推翻满清以后,中国人没有自己的衣冠,日本人、韩国人还穿我们过去的衣服呢。

我在日本,他们问我,和服好看?还是长袍好看?我说你的衣服就是我的衣服,你们这个衣服就是三国时孙权的那个,你们现在叫它“和服”,中国人也跟着叫,我说错了,那个叫“吴服”,我们江苏吴国传过去的,你们大家翻译错了叫“和服”。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自己的衣服了呢?其实你查一查,民国时全国研究通过制订中国人的衣服,后来来不及推行了。

我们曾经有五千年文化,结果到现在,没有自己的衣服、没有自己的文物,非常可悲的。

我在台湾的时候,大家带外国人来看“故宫博物院”,外国人看了很惊讶。中国人说,你看,我们的文化!我说“少吹了,那是我们老祖宗的。”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自己做了什么?拿不出来!

外国人到上海来一看,看了说,“久仰你们五千年文化,认为应该很特殊的,结果原来是这样。”我说“对不起,我们中国人现在刚开始,重新在忙,这些洋房都跟你们学的。”他说,“学我们的还不如我们。”

没有中国特色啊!所以这一代文化……我们这些青年同学们听了要好好努力啊,我们已经老了,不行了。


新闻出版的道德责任

绕这一圈,讲回来,讲到我当年在边地,挂印封金走了,到了四川宜宾。随行的一个参谋一个侍卫,从边区出来,天又热,半路生病了,一个是伤寒,很严重,我身上又没有钱了,这怎么办呢?我就跑到一家报馆里去求职。

我把胡子也刮掉,到《金岷日报》报馆,在柜台前一站,问里面一个老先生,“你们报馆要不要佣人?”他说,“什么佣人?”“扫地端茶的佣人要不要?”然后他看了看我,“哎,你这个年轻人?”我当时穿一个中山装。

他说:“你是下江人吧?”四川人叫我们外地人是下江人,已经很客气了,按照土话,就叫“脚底人”。

我说:“对的,因为抗战逃难到这里,没有饭吃,想找报馆里扫地的工作。”这个老先生就看了我半天,“正好缺一个扫地的工人,不过我不能做主,你等一等,我进去问社长。”他就进去了。

这个社长出来了,社长也穿一个中山装,很魁梧。他姓许,我对这个人特别感谢,后来变成好朋友。他出来看了我半天,“你下江来的?”

我说:“对呀!”

“你愿意做工友?扫地端茶的?”

我说:“对呀,马上要个工作,为了生活。”

“你现在就上班,我正需要一个人。”

我说:“好。”

我就进去柜台,把扫把拿来,整个的报馆有这样大,我大概一个钟头,把它搞得干干净净的。这个社长坐在那里始终看着我,我把地也扫完了,桌子也抹好了。社长说:“请你过来,你不是做这个工作的。”

我说:“为什么?哪里做得不对?”

“做得太对了,你是读过书的。”

我说:“小的时候马马虎虎读过。”

“会写信吗?”

我说:“普通的信会写。”

“你会写文章吗?”

我说:“文章的话,就不知道了。”

“你不要客气了。你不是做扫地这类事的。”他一边说,一边拿一张纸,“你随便给我写一篇散文什么的。”我拿起笔来一写,他说:“你不要写了,我知道了,我这里缺一个副刊的总编辑,立刻上任。”两个钟头,从工友升到副刊总编辑。

这一下,我就扳竿子上了。我说,“报告社长”,我就站得很端正,给他行礼,“多少钱一月?”他就告诉我多少多少。我记不得当年的待遇了,拿现在比方,差不多三千块钱一个月。

哟,我说:“那么高啊!现在我有两个朋友生病,等着要请医生,没有钱,能不能先借一个月薪水?”他说:“可以啊,借两个月给你。”这个社长,有气派!

哦,我好高兴哦,回来请医生治疗这两个人,我就上班了。

后来我还做到了代总编辑,非到午夜看完大样不可,看到天亮再回去睡觉。现在我习惯夜里工作,就是从那时候锻炼起来的。

那个时候抗战,弄个收音机听国外的消息,德国打得怎么样?我们国内兵到哪里?好难收听到啊。我坐在前面写文章,排版的点个蜡烛灯、煤油灯,坐在后面一个一个字拿来排版,马上印出来给你看。那时三四个人就管一个报纸,抗战时候,好可怜啊,不过比邓小平同志当年用油印的已经好多了,已经算很进步了。

有一天晚上我很轻松了,凌晨三点半,我说“都好了吧?”那个排版的领导是我的好朋友,姓萧,他说,差不多了,哎呀,还缺这么一块,那么大一块。我说赶快,把那个投稿的拿来看看,选一篇。结果一篇都不行。

我临时想了一个办法,我登了一个征婚启示,我就是那个小姐,什么日本人打来了,我是杭州人,杭州、苏州出美女的,我逃难到这里,家破人亡,谁要娶我,什么条件……哎呀,自己很高兴。打一个广告出来,结果不得了,一千多封信,那些男的照片、生辰八字都有。这件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我们以前受的教育是“文人下笔很严重”,我的老师告诉我,写文章下笔千万不能写错一个字,“一字之差,下十八层地狱”。

我是受这种教育出身的,这一下玩这个花样不得了,这一千多封信,你要回复人家,那些男的照片从哪里寄来还要退回给哪里。

社长回来对我笑,说“你犯了一个错误——恃才傲物,新闻办报不容易的啊,不能恃才傲物,我看你怎么下台啊。”其实社长承担的责任更大。我后来想办法,又登了一条广告,说这个小姐到重庆,不慎坠到江里,死掉了。

所以,后来自己一辈子忏悔。做新闻事业、做出版业,不能马虎,不能忘记自己是个文化人,文化人对社会的道德,对自己要负责,不能玩花样。

我刚才提到上海的真正发展,应该从上海的人文发展史到社会发展史,从李鸿章时代开始到哈同,然后是虞洽卿、杜月笙,到史量才。那个时候上海最好的出版社是商务印书馆。商务印书馆号称“商务的书出来,有人找出来一个错字,任罚五元银大洋。”他们为什么没有错字?商务印书馆请了很多前清遗老学问好的来校对。

我的经验,最好做校对的人比写文章的人水平高一点才行。自己校对不容易发现错误,因为自己一看都对嘛,其实有时候还用错了字。商务印书馆不大请青年校对的。最后一遍校对,倒转过来对,从后面一个字倒回来对,所以没有错字。这是老出版界的风范,后来才有中华书局、世界书局。

现在,我们出版业的同仁出版的书很多、很乱。但是我深深感到,出版业、新闻业,这个道德责任没有建立。

对做新闻的朋友来讲,现在社会上出了很多的案子,新闻记者在里头的作用很大。新闻记者本来是“言官”,好像“监察御史”的作用,现在实际什么都不是了。

你看社会上有杀人的案子,现在新闻记者一写,把做案的过程描写得非常清楚。我说完了!这个报纸一登,不到三个月,同样的案子会出来了,教坏了。新闻有教育的效用。

当然,做新闻的道理是“狗咬人”不是新闻,“人咬狗”是新闻。所以现在碰到一个“人咬狗”,还把这个人的牙齿多长、有多厚、咬狗的哪一点,好吃不好吃,都写出来,当然有人跟着“炖狗肉”吃喽。

现在新闻挖空心思找噱头,制造新闻,还为了广告收入,等等,已经舍本求末了,与社会道德责任、教育离得越来越远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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